95年，我把臥鋪票讓給了一個抱著發(fā)燒孩子的女人。她下車前撕了張紙條給我：她丈夫叫唐振華，在廣州嶺南重機集團工作，遇到難處去找他。
我沒太當回事。三個月后，我因為高中學歷被拒了幾十次，兜里只剩一塊兩毛錢，才翻出那張紙條。
唐振華給了我一碗飯，一個雜工的活計。我以為這已經(jīng)是最好的結(jié)局。然而，**代表團的那位領(lǐng)隊，在談判桌上突然抬起了頭。他盯著我，問出了那句讓我后背發(fā)麻的話。
……
-正文：
一九九五年臘月二十三，從武昌開往廣州的K37次列車。
我背著一個洗得發(fā)白的軍綠色帆布包，手里攥著一張粉紅色的硬臥車票：9車廂14號下鋪。
為了這張票，我在武昌站的售票大廳打了兩天地鋪，多花了四十塊錢的黃牛費。
我從小底子差，坐長途硬座扛不住。上一回坐了十八個小時的硬座回老家，兩條腿腫得像蘿卜。所以這次南下廣州，我省吃儉用攢了半年工資，就為了買這張臥鋪票。
一九九五年的春運，整趟火車跟罐頭一樣。
從硬座車廂往臥鋪走，走道塞滿了人。我把帆布包頂在頭上，側(cè)著身子，從無數(shù)人的胳膊和后背之間一點一點擠過去。
走到8車廂和9車廂的連接處，列車猛地晃了一下。
人群跟著歪向一邊。我抓住門框才沒摔倒。
就在這時候，我聽到了孩子的哭聲。
不是那種撒嬌耍賴的哭。是嗓子已經(jīng)啞了、氣都快喘不上來的、一聲接一聲的虛弱啜泣。
過道的角落里，廁所門旁邊，蹲著一個年輕女人。
她穿著一件灰藍色的棉襖，頭發(fā)有些散，一縷碎發(fā)貼在額頭上。她懷里緊緊抱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。
孩子的臉燙得通紅，小嘴干裂起了皮，半閉著眼睛，每吸一口氣都帶著一聲細細的**。
女人一只手摟著孩子，另一只手死死抓著暖氣管。
她的額頭上全是汗。
連接處擠了十好幾個人。有人坐在行李箱上打盹，有人靠著墻抽煙。煙霧混著泡面味和腳臭味，空氣悶得人發(fā)慌。
這種地方，大人蹲一宿都夠嗆，更別說一個抱著發(fā)燒孩子的女人。
我蹲下來。
"大姐，孩子怎么了？"
"發(fā)燒。"她的聲音沙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