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沈時愿，二十八歲，明華實驗小學三年級語文教師。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三十二次被投訴。投訴人是一位學生的母親，理由是“沈老師在課堂上教孩子們讀《簡·愛》，傳播不健康的女性獨立思想，影響孩子樹立正確的家庭觀念”。校長把投訴信放在我面前，措辭很委婉，但意思是明確的——要么刪掉《簡·愛》的閱讀課，要么停課一周接受調查。我選了第三個選項。

我把那本被投訴的《簡·愛》從抽屜里拿出來，放在校長桌上。書已經翻舊了，書脊裂了三道，用透明膠帶粘著。扉頁上有一行我三年前寫下的字——“致每一個不肯低頭的女孩”。然后我當著校長的面，打開手機免提，撥通了市教育局師風師德****。電話接通，我報上姓名和工號，一字一頓地說——“本人沈時愿，實名舉報明華實驗小學違規(guī)干預教師合法教學權，縱容家長惡意投訴，侵害學生受教育權。投訴材料已同步發(fā)送至教育局紀檢郵箱?！?br>
校長臉上的表情，我這輩子都忘不了。他大概從沒想過一個女老師會這么硬碰硬。他以為我會哭，會委屈，會跟他商量能不能只刪一章、只停一節(jié)課。但我不是那種人。我在明華實小教了三年書，被投訴了三十二次。第一次是兩年前，我在課堂上講作文技巧，舉例時用了“女性科學家”的人物素材，家長投訴我“夾帶私貨”，學工主任找我說算了算了，道個歉吧。我真的道歉了——為了五個字走了半個月流程。那半個月我想了很久，終于想明白一件事：每一次道歉的結果，從來不是我體面地退一步，而是對方趁機往前逼三步。但那時我孤零零站在教研室走廊盡頭的窗戶邊，除了咬住一口氣把字簽完，沒有任何人站在我身邊。

后來，趙敏拉了一把椅子坐到我工位對面，從帆布袋里掏出一包紅棗塞給我，又倒了一杯溫水推到我跟前。她看了我一眼，說你這張嘴白長得那么厲害了，以后這種事叫我。

我忽然覺得，也許我不用每次都一個人站在走廊盡頭。

后來趙敏確實去了。她在家長委員會上把那些匿名投訴信復印了十幾份，逐份標上日期、投訴人編號、引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