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名單與
“蘇晚，你還有沒有良心？媽都躺在醫(yī)院了，你連一分錢都不出？”
電話那頭是大姑姐顧宴華的聲音，尖銳得像一把鈍刀在割玻璃。
我把手機從耳朵邊拉開兩厘米，等她罵完了一輪，才開口。
“第一，我和顧宴清已經在走離婚程序。第二，當初那2100萬捐給基金會的時候，你們全家沒有一個人問過我的意見。第三，***醫(yī)療費，問基金會要，問你弟要，別問我?！?br>“你！”顧宴華氣得聲音變了調，“白眼狼！當初嫁進顧家，吃我們的喝我們的……”
我按下了掛斷鍵，把這個號碼拉進黑名單。
這是這個月第七個從青山鎮(zhèn)打來的騷擾電話。
大姑姐、二叔、隔壁王嬸、還有幾個我叫不上名字的遠房親戚，輪番上陣，目的只有一個——讓我掏錢給婆婆周桂芳交手術費。
滑稽。
周桂芳和公公顧德昌去年把賣廠房加上一輩子積蓄共2100萬，一股腦捐給了青山鎮(zhèn)那個什么“非遺文化保護基金會”。
理由是：積德行善，福蔭子孫。
基金會理事長馬文昌，據(jù)說是鎮(zhèn)上德高望重的文化人，跟顧德昌稱兄道弟二十多年，把老兩口忽悠得一愣一愣。
我和顧宴清當時跪在地上求他們別捐，至少留一半。
周桂芳指著我的鼻子說：“你就是眼皮子淺！這是給子孫后代積的功德，比留給你強一萬倍！”
顧德昌更絕，直接把存折鎖進保險柜，第二天就跟馬文昌辦了捐贈手續(xù)。
2100萬，說沒就沒了。
現(xiàn)在周桂芳查出肺部腫瘤，要手術，要化療，前前后后至少三四十萬。
顧家拿不出來了。
于是所有人把矛頭指向了我。
我在上海做會計，月薪一萬二，手里攢了不到十五萬。這是我逃出青山鎮(zhèn)后一年半的全部家當。
給他們？
憑什么？
我關掉手機屏幕，盯著辦公桌上的電腦發(fā)了一會兒呆。
憤怒之外，有一個念頭越來越清晰。
光知道基金會有問題沒用，我需要證據(jù)。
拿得出手的、能證明那2100萬去向不明的證據(jù)。
有了證據(jù)，我才能擺脫被顧家親戚道德**的困境。
那筆錢里，理論上有我和顧宴清的一份。
即便要不回來，至少不能讓騙子逍遙法外。不能讓公婆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最后人財兩空，還回頭來吸我的血。
更重要的——我需要一件武器。
你們的錢不是捐去積功德了嗎？
功德不能變現(xiàn)治病，那是你們和基金會的問題。
憑什么來找我？
記者來電風暴前兆
接下來幾天，我一邊應付偶爾打來的騷擾電話——一聽到帶青山鎮(zhèn)口音的開場白就直接掛斷拉黑——一邊開始系統(tǒng)搜集“青山鎮(zhèn)非遺文化保護基金會”和“馬文昌”的信息。
***門的登記系統(tǒng)只有基礎信息。
本地新聞提到他們的報道不超過三條。
企業(yè)信息查詢平臺上搜索馬文昌關聯(lián)企業(yè)，一無所獲。
信息太少。
我意識到，遠程搜索很難有實質性進展。有些東西，必須回到當?shù)?，或者有當?shù)乜煽康摹熬€人”才能接觸到。
我想到了顧宴清。
他現(xiàn)在一定焦頭爛額。
如果他知道基金會的真相，會是什么反應？
他會相信嗎？
還是說，他依然會站在父母那邊，指責我“****”？
聯(lián)系他的風險太大。他可能根本不信，反而打草驚蛇，讓馬文昌有所防備。
以我們目前近乎決裂的關系，他十有八九會第一時間把我的質疑告訴他父母，然后引來新一輪更猛烈的攻擊。
正猶豫著，一個意外的電話打了進來。
不是青山鎮(zhèn)的號碼。
是省城的。
“喂，請問是蘇晚女士嗎？”
一個溫和的男聲。
“我是，您哪位？”
“**，我是《財新觀察》的記者，我叫方遠。我們最近在做一個關于地方民間基金會運作現(xiàn)狀的專題調查，了解到青山鎮(zhèn)有一個非遺文化保護基金會，去年接收了一筆2100萬的個人巨額捐款，但之后鮮有公開活動和財務報告。聽說您和捐款方有些關聯(lián)，不知是否方便